王树民--说年 疯玩

王树民/作

      过年，就是疯玩。

      盼过年，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共有特性，因为在那些时间里，受家庭条件所限，许多孩子们天性喜欢奢求的东西，只有到了过年，才能稍稍满足一下欲望。除了期待好吃好喝好穿外，很企盼的就是能够疯狂地玩上几天。

      毫不夸张地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自打上学后，就很少有机会再尽情地玩耍过。放学回家，父母亲总会安排些杂活，拾柴、割草、剜菜即成家常便饭，挑水、担粪、打扫卫生等也是每日必须。节假日和星期天，更是不敢奢望，我们这一代人可就没有这样的福分，星期天，节假日很少能够捞到尽情玩耍的机会，不是上山打柴，就是下地割草，再不然就是去生产队干农活，挣工分。因此，对于我们而言，玩，即成了一种奢望。

      小时候盼过年，心里的那种欲望十分强烈。除夕之前，每天都被父母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一直有干不完的活。只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，才真正是属于我们的时间。这几天，我们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，就好像是断了线的“风筝”，出笼的“小鸟”，脱了缰绳的“野马”，玩的是不亦乐乎，疯的是无影无形。篮球场上，乒乓球台前，激战正酣，难分仲伯；打谷场上，推圈顶拐，挥汗如雨，废寝忘食；黄土地里，摔跤翻筋头，弄得灰头灰脑，笑声不断；山坡，河滩里，撵兔子，放火烧荒，到处闪现着一群群弱小的身影；夜晚，不是在土丘和粪堆上玩看守攻寨的游戏，就是在昏喑的煤油灯光下甩几把扑克；很危险的是跑到水塘和坑池里，溜冰打砣罗，有几次如果不是跑的快，就和裂开落下的冰块掉进窟窿里。在这几天里，基本上每日都会遭到父母的责打和狠骂，因为浑身上下的新衣服脏得已分不清是什么颜色。

      总之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想怎样疯就怎样疯，一年到头，就只有此时才真正可以彻底释放一下我们男孩子们的顽皮天性。

      由于贪玩，有一次我还付出了不小的惨痛代价。记得好像是七0年的春节，我十五岁。过完正月初一，因家里要拆掉旧简易房，准备盖新房，父亲安排我从初二开始帮助他干活。大约下午两点钟左右，几个伙伴来家里邀我去玩篮球，被父亲坚决制止了。他们几个灰溜溜地走后，我的魂也随着被勾走了。心不在焉，魂不守舍，脑子里全是球场上的影像。不多一会儿，我实在是心急火燎，手痒气躁，趁父亲回屋抽烟的工夫，脚底抹油一一开溜了。

      进入球场，一切全都抛到了脑后，直玩了个天昏地暗，灯明火亮。怀揣着“小兔子”，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。一进门，父亲早已怒不可遏地等着我，二话不说，先是劈头盖脸地一通臭骂，接着就是手脚并用，把我好一顿暴揍。在母亲的一再央求下，我才侥幸逃脱。但父亲仍怒火不息，断然下“令”：“晚饭不能吃！”

      我怀着满腹委屈，抬脚走出家门，看着家家户户门前亮起的灯笼，听着村中传来的稀稀拉拉的鞭炮声，漫无目的游荡在大街上。时间不长，母亲就追找了过来，大声呼叫着我的小名，声音里透出着急担心的感觉。终于我再也忍耐不住，哭喊着扑在了母亲的怀里。

        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小心翼翼地又帮父亲干起了活，虽然我俩之间几乎没有话语，但第六感官告诉我：父亲为他的粗暴内疚着，我也为自己的放纵懊悔着……

        由于孩子贪玩天性使然，过年期间，有乐有痛，有兴有恼，有甜甜的记忆，也有淡淡的忧伤。时过境迁，岁月无情，转瞬业已老年。盼过年的心气没有了多少，但每逢年关，总要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经历和故事，在没有倾吐对象的尴尬下，只能自忆自享了。